仲肇湘 ，男，(1905—1998) 字绍骧，吴江盛泽镇人。著名慈善大亨唐仲英的表哥，著名教授，长期定居台湾，国民党，中央评议委员。盛泽镇士绅仲少梅之长子，任南京中央立法委员。
    上海交通大学毕业，中华民国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，中国国民党国防研究院结业。历任民国江西、省政局科长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传从室第三处同少将专员、中央政治学校主任秘书兼教授、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会主任秘书、江苏省第三选区第一届立法委员、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、 国立政治大学教授、《中央日报》总主笔、第十二届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。苏省代表。1936年11月20日任安徽省反省院院长。1947年9月5日，江苏省教育厅训令指示：校名正式定为“吴江私立盛湖中学”，校董会改称董事会，校董改称董事。事毕，董事长改由仲肇湘担任。1998年7月10日逝世，育有三子，幼子仲泽还常来往于海峡两岸。
    民国十九年夏我自上海交通大学毕业，奉派胶济铁路实习；铁路总局在青岛，因此我就往青岛报到，和同期同学多人合租了一个住处，共同生活。大家都是初出校门的年轻人，有一股活泼的朝气，加上路局发给我们的实习薪每人每月大洋六十元，外加房租津贴尽够一个人化，所以大伙儿除了实习和写报告而外，就尽情的去享受这美丽的都市风光。青岛位临胶州湾，背山面海，原是个渔村，在德国人手里才把这村姑打扮成一摩登少女，都市建筑完全西化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始自日本人占领下收回改为特别市，以市容和风景来说，在全国各大都市中当首屈一指，到了夏天，尤为避暑胜地，各国驻华军舰亦都移舶于此，置身其中，恍在异域，充满了外国的情调。我是个爱好运动、爱好风景和惯于沈思幻想的人，青岛这地方对我太理想了。骑马、打球、游泳、溜冰，各式各样的运动都有，最使人难忘的，带上一册心爱的诗词或文艺小品找上一个海滩岩石，倚卧其间，随手翻阅，时而极目远眺，片帆点点，水天一色，时而闭目凝神，海潮走岸，浸灌成声，斯时也，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，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，这种感觉，真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。但每个青人人不论对自己，对国家都有着一种『有厚望焉』的期望心理，我那时虽然十分迷恋青岛的自然环境，而对于路局的工作，却不怎样有兴趣。因为那时路局的人事，非常拥挤，实习一年期满能补上一个办事员，同学们已经要举杯相庆，从办事员再往上望，不知还有多少级才能爬上较高的地位如处长之类，而初出茅庐的青年，往往是心雄万夫的，局长还不一定在眼里呢，总以为学交通的将来要当个交通部长或至少次长，才算不负当初。眼看当时这 种情形，如果循资按格，岂非『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，』将来就免不了落得个『冯唐易老。』于是我彷徨了。同时青岛这个地方，日人视若禁脔，日侨既多，已经触目惊心，而日本海军官兵们的昂步街头，其旁若无人，不可一世的气势，尤引起我无限的感慨，于是顾亭林『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』这两句话，就不时涌上心头。我就在这样错综的心情中：迷恋，彷徨和感慨，在青岛住上了近一年，但始终没有改行的意念，因为我学的是交通管理，嫁鸡随鸡，嫁犬随犬，穿起制服做路员是我份内的事。转眼第二年的春末夏初，正是青岛的好时光，游客渐多，我也玩得正起劲，忽接父亲来信，说考试院举行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，要我去应考，并且说已托人替我报了名，考普通行政组，请当时在监察院当秘书的杨千里老世伯作了保。我接到这封信后，非常踌躇。我读的交通管理，普通行政的考试科目，多属政治、法律，和我所学可说风马牛不相及，其次我是个内倾性格的人，常自视若不足，总觉得人家比我强，加上普通行政在我是外行，将来考不取，岂不丢人。但父亲这番望子成龙的意思，是无法抗拒的，好在考期还有一些时候，当前并不急，慢慢的也就把这件把这件事搁在一边。我那时的兴趣完全放在海水浴，人晒得像个黑鬼子。青岛的海水浴场是全国闻名的，居青岛而不去享受海水浴，那才冤呢。日子过得很快，考期逼人而来，我才想起临阵脱逃之计，于是写信给父亲说实习如何紧张，报告一定要限期写好，同时路局又不准请假，编造这一套理由，意思是说我不准备去参加高考。谁知在七月十日那天上午接到父亲来个电报，说如果路局不准请假，辞职可也。这下子，就知道『劫数难逃』，而屈指一算，离开考试祇有五天了，于是急急忙忙买当天下午开上海的轮船票，此时才深悔早知免不了要去出丑，为什么不预先作些准备，有准备总比没有准备好些，在甲板上踱来踱去，望着海茫然失神。入夜，波浪汹涌，辗转不能成寐。十一日下午船到上海，马上乘京沪夜车赶南京，十二日一早抵达下关，雇车到中正街西成旅馆下塌。我父亲往时到南京，都住这家旅馆，所以我就想到了它。一到旅馆，才知道我的保人杨千里先生就常住在这里，同时同乡陶见山、陶昌华昆仲两人，亦来参加高考，不期而遇，欢喜万分。此外还有几位同乡亲友，亦在这家旅馆，几乎可以开一小小吴江同乡会呢。当天我就去检查体格，把试前一应手续准备停当后，才舒了一口气。这几天实在马不停蹄，真是名符其实的『赶考』，但也像大梦初醒，心里感觉得一阵空虚，因为手续虽是办妥了，但拿什么去考呢，空空如也像一张白纸。孙子兵法上说『甚陷则无惧』，青年人又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勇气，我算算日子，离考试祇有四天了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大约还有五六十小时，可作准备，于是牙齿一咬，决心抱佛脚，也许菩萨有灵，亦说不定的。当天第一件大事是到书店里去买了一部高等文官考试大全。我其时法律方面的智识，幼稚得可怜，祇晓得有刑法民法之分，其它一概不知。把考试大全翻了翻之后，对于普通行政组考试科目内容，才摸到一些边。考试大全是书商们临时编撰应市的，内容当然不会精采，自然不能倚若长城，视为宝筏，但我除此别无他法，时间也不容许我到图书馆去找参考数据。正在无可奈何之时，幸运来了。原来陶氏兄弟也是考普通行政组的，带来了一只竹书箱，大概是他们父祖辈从前赶考用的，装满了每一考试科目的参考书，分门别类，相当丰富，承他们应允在不用的时候，借给我读，于是我的后勤问题解决了，取之府库，不需外求，至今我还感激他两人的好心肠。就这样，我日以继夜的专心抱佛脚，年轻人强记工夫好，死啃死记，在短短的四五天中，完成我初期作战准备。以下便进入阵地，正式作战了。
    第一屈高等文官考试分普通行政、财务行政、教育行政、外交官领事官及警察行政五组。普通行政组单独先考，七月十五日开始至七月二十二日止，中间一天礼拜，另休息一天。普通行政组考过了，才考其它四组，所以有人同时兼考普通行政及其它一组的。报考的共约三千多人，我祇知道考普通行政组的一千六百四十八人。试场分三处：一为中央大学大礼堂，二为中央大学体育馆，三为八府塘省立南京中学。考试设典试委员会，主考官兼典试委员长戴传贤，典试委员陈大齐、刘光华、（古月）仁源、张默君、饶炎、黄序鹓、陈长蘅、谢健、冒广生、黄镇磬、黄慕松、戴修骏诸先生，陈大齐兼典试委员会秘书长；襄试委员于洪超、（古月）庶华、曹经沅等四十二人，邵元冲为襄试处主任，王用宾副之。典试及襄试委员会就设在府塘省立南京中学第二院内。仿前朝制度，典襄试委员设闱场，于七月六日鸣爆扃门，各门锁钥由监试委员掌之。各典襄试委员不仅不能越雷池一步，且与外间隔绝交通，连信札及电话均不来往，如是者三十几天，命题、阅卷、评分都在闱中进行，直至八月八日口试完毕，九日正式发榜，始再鸣爆启门，让典襄试委员恢复自由。关防的严密，礼节的隆重，为此后举行考试所未有。这次考试共分三试，第一试考国文党义两科，接着第二试考各组专门科目，第一二两试及格者，参加第三试面试，前一二两试占总成绩五分之四，面试占五分之一。一共考取普通行政组朱雷章等四十三人，财务行政组罗厚安等七人，教育行政组周邦道等二十四人，外交官领事官李铁铮等六人，警察行政组杨君劢等二十人，共一百人，其中有薛铨曾一人兼中两组，所以实仅九十九人，但后来外交组中有刘锡章一人，发榜时分数计错，把他漏了，事后查出再把他补上，所以结果还是实足一百人，平均三十几个人中取一个。考试院戴院长为刘锡章事特地引咎自去处分，罚俸几个月，当时报章传为美谈，这虽是一个小小的插曲，但亦可见考试院对这次考试的郑重其事。戴院长极熟悉历代的典章制度，考试在中国又有悠久的传统，所以这次考试有好些方面，颇有古色古香的味道。譬如八月九日正式发榜，用的是金笺，前文写着：『所有及格人员……合亟榜示于后，仰侯考试院示期颁发及格证书可也，此布』等语，中段开列及格人员人名，榜尾写一斗大的榜字，还用朱笔划个大圈，完全是老格式，贴榜的时候，鸣爆奏乐，旁边还站着佩剑的卫士，考试院又在南京关帝庙旧址，这幅景色，现在想起来，使人油然发思古之幽情。以上写着一些考试记事，以下言归正传，写我的赶考。
    我和同乡陶氏弟兄的试场，都在成贤街中央大学的大礼堂，规定一天考两场，上午六点至八点第一场，休息一小时，十点至十二点第二场。所以五点钟就要赴考场。我们住的地方，离中央大学甚远，那时市内交通工具祇有人力车，但早晨五点钟又不一定有，所以我们三人就定好一辆出差汽车，按时接送。中央大学的校门口有人守在那里，考生到此，照例便须下车，但我们坐的是汽车，五钟点天色尚未大明，门口的人辨不出我们是考生还是办事人员，所以不加阻拦，听其长驱直入，后来有一次露出了马脚，知道我们是考生；从此祇能『在此下马』，鱼贯而入了。到进场的时候，先验看准考证，进场后找好了座位，须把准考证放在桌上，以便监考人员随时查验。试卷是弥封的，草稿纸订在一起。考场内济济多士，老少皆有，形形色色，神态各殊。坐在我旁边的那位，年纪也不小了，桌上除了笔砚而外，还摆着铜尺、鼻烟、仁丹等物，摇头幌脑的像个走方郎中，我就知道他必不取，后来果然。第一场国文，规定用文言，毛笔，题目是：『天下之治，天下之贤共理之论』又公文一道：『拟国民政府通令各省迅速筹备地方自治限期完成令』，要三小时内写好，时间确很匆促。旁边那位先生，还要先起草稿，再加誊正，最后一定被抢卷，毫无问题。我照着题义做，写些什么，现在已记不清了，总之，当时并不满意。后来偶然在阅读明史时，发现这次国文题原来出在明太祖洪武元年的求贤诏，诏曰：『天下之治，天下之贤共理之。今贤士多隐岩穴，岂有司失于敦劝欤，朝廷疏于祈待欤，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，岂甘没世而已哉。天下甫定，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，有能辅朕济民者，有司礼遗。』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，在南京举行第一次高等文官考试，取采洪武求贤诏为国文试题，当然最恰切不过，可惜考的时候不知道，如果当时能叙明出处，点一下题，我想至少要加上十分。第二场党义，是为第一试。第二天考宪法、民法；以后接着刑法，地方自治法规、行政法、各国政治制度、中国近代史、经济学、财政学、经济政策等科，到二十二日才考完。是为第二试。我对于法律科目，原本是外行，虽然抱佛脚，究竟不济事，考得很坏，尤其行政法一门。因为往常考完第一场，可以把寄放的书籍取出，抱第二场的佛脚，中间有一个多钟头。那次寄件处忽然不准把寄存书籍取出来，大出我意外，于是行政法这一门，祇考了三十几分。至于政治、经济等科目，我平时喜欢浏览，有几门学校里读过，所以考得不差，八十几分，七十几分不等。高考分数打得很紧，定有阅卷标准，襄试委员先分阅，用蓝笔，典试委员再覆阅，用红笔，得分以红笔为准。这一传统一直保存到现在。我就靠截长补短，才考上了中等第二十二名，在我来说，这已经是非分了。我因为事先无准备，对这次考试，毫无自信，记得在考试剩最后一天时，曾和陶氏弟兄合议称病缺场，这样回家好有个交代，谓出于「不可抗力」，所以落第，几乎已作定论，倒是陶见山兄老成一些，最后还是主张有始有终，大家这才勉强考完。自七月十日青岛动身到七月二十二日终场，在一连串紧张之后，像上了全身麻醉醒转来一般，通体松了劲。当晚睡了个好觉，次日一早搭上京沪车，以败军之将的心情，懒洋洋的回家，父亲问我考得怎样，祇得虚幌一阵，支吾其辞。到八月六日中午，忽然南京来了电报，我就知道有喜讯，打开一看，是我托他看榜的朋友陈伟兄打来的，大意说『榜上有名，八日口试，速来，』于是全家几摇动起来。在当年，尤其在我家乡的一个小镇上，对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，还是把它当作中举，中进士看，父亲原来有些感冒发烧，竟亦闻讯霍然。我呢？好像中了奖券，在喜悦中颇有意外之感，同时最关心的，不知陶氏兄弟如何，我这次考取，得助于他们不少，后来才知他两位名落孙山，为之怅然，真所谓有幸有不幸了。八月七日我到了南京，翌日八时许雇了人力车到考试院，及至门口，一看毫无动静，问明了挂剑的守卫，才知道口试在八府塘，那年正好江南大水，南京市区有些地方积水未退，而时间已经快到九点了，我非常着急，怕误时，于是重赏之下，给车夫一块大洋，要他急行军，奔赴试场，其奈路上有水，快不出来，还是一步一步的老牛破车，到八府塘，已经快要开始口试了。先是每组前二名共十位举行口试，以后才依次轮到我们。考生面对着考官坐在一排长桌前，问得非常简单，不多几句，就算『过了堂』。大家像吃了定心丸似的陆续离去。次日正式发榜，八月十二日在考试院大礼堂领凭，典礼由戴院长主持，我们公推周邦道同年代表致答词。记得戴院长训词中，引用易经中既济，未济之义，意思是说考试及格祇是学问事业之始，不要以为『既济』，一得自满，我们的周同年即席致答时，亦引用了一些易经的话，颇得在场考官们的赞许，我们也在暗中喝彩。原来这次考试榜首虽是普通行政组的朱雷章，但分数最高的却是周邦道，他是教育行政组第一名，平均八十三分点四，朱为八十二分点二，但因为普通行政组排在前面，便成为榜首，我们之所以推周邦道代表致答词，就因为实际他是状元的缘故。领凭以后大家去恭谒　总理陵墓，回来后，戴院长在考试院的华林馆赐宴。记得每上一道主菜，就有国乐队奏起音乐，当时尚无广播音乐，更不用说电唱机了，吃饭奏乐，大家觉得非常有趣，好像进入了琼林之宴，其时『去古未远』，有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。我的赶考，至此功德圆满，以后便是分发工作了，考试院并且将录取人姓名行文通知其原籍县政府，使他在乡里间也可荣耀一番，大有科举时代报喜的意味。至于我回家以后，受到父母的赞许，亲友的庆贺，那是不消说的，可惜发榜不久，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，一场欢天喜地的抡才大典，被这阵暴风雨冲洗得黯然无光，我也没精打彩的领了分发凭照到江苏省政府去当学习荐任官，自此脱离交通本行，转入仕途，决定了我的一生，好像都是命运安排似的。三十年前事，现在想起来，很有趣味。在台湾的第一届同年还有三十人左右，高等文官考试在此地还是一年一度的举行着，因就当年往事，拉杂写成这篇赶考记，以存实录，但不知现在的考生，他们的味况如何。